Aichawa
《中国印刷史新论》，艾俊川著，中华书局2022年1月出版，343页，66元。
中国是印刷和印刷历史的故乡。词曲作者沈括在孟茜碧潭记录了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他在开篇说:“印刷书籍在唐朝并不流行。自从和王开始印刷五经以来，所有的经典都印在印刷的书籍里。”二十多字的论述虽然简短，但包含了沈括对雕版印刷起源、应用和流行历史的观察和判断。再加上对毕升发明的活字版泥塑的详细描述，《孟茜笔谈》的这一记载可谓中国印刷史研究的开端。
像沈括这样对印刷史感兴趣的作家，有后人，他们会写下自己对印刷的所见所闻。然而，中国古代一直无法出一本全面系统地研究印刷史的书。直到清末民初，叶德辉撰写了《林纾清话》，孙瑜撰写了《中国版画源流考》，对历代印刷史史料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和评判，为后来的印刷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当时，中国传统印刷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在随后的100年里，中国印刷史研究不断深入，成果显著，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努力，雕版印刷发明之后，西方技术传入之前，中国印刷出版的过程，包括印刷技术、印刷行为和印刷文化，已经被充分揭示，中国最早发明印刷术的事实广为人知。印刷史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和科技史上的重要篇章。
目前，中国印刷史在学科建设、史料探索、方法应用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不言而喻，与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印刷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显然，一些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雕版印刷的起源，一些活字版的材料和制作方法等。，这些都是有争议的和不确定的。一些现有的“结论”相对模糊，令人怀疑和难以相信。比如一些重要的概念还没有科学界定，一些“特殊”的印刷材料还没有被严格认定。以往的结论难免有找字找义之嫌，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印刷史的准确认识。
客观上，这些问题是由于研究材料的缺乏造成的，但在处理现有材料时，不能坚持以物理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是过分依赖书面材料；在使用文字材料时，古人所言所记的真实性和真实意义得不到验证，以致陷入语言陷阱，误导研究成果，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印刷史是一部技术史，研究技术和工艺的兴衰。与纯文史研究相比，其研究对象和论证依据更为丰富，无论是在实物上还是在文献上。包括真实的印刷工具和印刷产品，而文献包括技术和工艺的描述和一般记录。然而，印刷是一种在生活中产生和使用的技术。人们往往对身边的事视而不见，无意保留相关史料。从技术资料来看，除了最近的雕版和木活字外，早期的印刷工具基本上已经失传，世界上留下的技术和工艺说明也很少。从文献来看，大多时候没有留下详细可靠的记载，今天的研究只能根据古人的话来分析推断。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虽然古今语言一直延续，但语义却在不断变化。此外，文言文在意义上过于夸张和模糊，使人无法准确理解，容易导致误读和误解。这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是有些词从古到今意义不同，今天人们的疏忽导致误读；二是古人喜欢在作文中使用典故，或者用习惯性的语言描述新事物，用词不准确导致误解；第三，不同的词很多，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记载，很难选择。
在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中，重要而多样的争议集中在两个领域，即雕版印刷的起源和活字印刷技术。在这两个领域，由于对古代汉语的不同理解，导致了观点的分歧，产生了许多误解和误会。
误读不仅在当代。古代有许多关于雕版印刷起源的说法，都是基于古籍中一个似乎描述“印刷”的词。如清代季峥以《后汉书·党谷传》中“出章捕俭”一语为证据，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东汉；沈璐、胡应麟等。明朝的明太祖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隋朝，以隋大业十三年(617年)的“经书遗废像，命刻”为例。经过学术界的反复辨析，这些论点都被认定为误读。
误解不仅限于中国。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神田敬一郎根据初唐高僧法集《华严五章》认为有“印法”、“印文”和“印文”及“读书前后同时印纸”，而《华严探秘录》中的“印文”和“读书前后同时印纸”，他的观点得到了东西方众多学者的认可，几乎成为最终定论。其实更有可能的是法藏作为华严宗的三祖，在解释经书时使用了《华严经》中的印章典故。
与活字印刷尤其是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相关的研究领域，也充斥着古人记载模糊导致的事实不清、观点不一。比如明代弘治、郑德时期，中国用金属活字排版书籍，但活字的材料记载为“铜”、“锡”、“铜铅”。清代政府用铜活字板印制《古今图书集成》，清人对活字的制作方法也有两种看法，即雕刻和铸造。言语分歧使人难以了解真相。
也有看似“明确”的文件，与实际情况相悖。比如清代人林春琦用铜制作活字印刷体书籍，常被称为“刻刊”和“刻楷书铜字”。从人物的角度来看，他的铜字是雕刻出来的，具有“铁证”。其实他的活字里每个字的字体高度都是一样的，都是用模子重铸的。“刻”和“刻”只是林春琦当时在出版印刷行业使用的成语，并不是对技术的实际描述。
比如中国印刷史上有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概念“铜板”，分析起来至少有五层含义:一是整体铸造的铜板，如钞票板；二是出版业的一个广告词，意思是其出版的图书是“定版”无误，意思是“监督版”；是铜活字版；四是其他金属活字版；第五，活字版包括木制活字版一般称为。另外，在明清通俗语言中，“铜板”也有“定”和“不变”的意思。在以往的研究中，对“铜板”的含义没有仔细分析，但一般认为是用铜制成的板，以“铜板”的记载作为鉴别铜活字版画的主要依据，造成了许多错误。
以上都是“黑白”记录难以作为证据的例子。可以说，中国印刷史研究中的许多重要争论都是由语言问题引起的，这说明语言陷阱确实存在，要跨越这个陷阱，必须以经验证据为桥梁。
印刷是一门实用技术，研究历史上的印刷问题。最好的经验数据是各种对象，如印刷工具和印刷产品，其次是技术文件。如前所述，中国印刷史研究存在工具匮乏、文献资料不足等困难，但也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拥有数量庞大的书籍等印刷资料。它们是印刷技术的直接产物，它们的墨迹保存了工具和工艺的各种细节，足以在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国古籍版本鉴定的传统中，很早就出现了通过观察书页中的文字图像来判断版本类型和版本年代的方法，俗称“观风观气”。圣贤待见的“风气”主要是不同时代不同印刷技术的技术特点。据此，可以做出以下区分:
区分技术。雕版、活字版和套印版都有各自的制版印刷工艺和技术特点，都是通过墨痕印在纸上的。通过分析这些痕迹，人们可以知道印刷中使用了什么技术。
区分年份。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书法字体和版式设计有不同的特点。人们可以根据古籍的字体和布局来判断它们的版本是在何时何地制作的。
区分版本。因为手写版和印刷版，雕刻后的文字形式会有细微的差别，所以人们可以判断版本是原创还是转载。
传统版本对版面特征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由于我国的印版多为木版刻本，现存古籍多为刻本，这种“观风望空”的研究方法主要应用于刻制印版，但对于技术更为复杂多样的活字印版来说还不够。活字印刷版面上的墨痕与制版工艺的匹配工作尚未完全展开，影响了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
例如，金属活字和泥质活字是活字印刷的两个重要分支，但在印刷史的研究中，它们一直存在争议。在金属活字印刷方面，从金属活字书的鉴定到活字的材质、制作方法、排版技术等都存在诸多争议和问题。泥活字印刷也是如此。具体来说，明代是否有铜活字印刷、明初金属活字的材质是铜还是锡、明清金属活字是雕琢还是铸造、清代“同板吹陈格”和“仿宋代泥版印刷法”等词语的真正含义、泰山磁版是如何制作的等问题，都是中国印刷史上的重要问题。先前的研究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原因是研究对象没有放在真实的书籍上，或者真实对象的印刷工艺特征不够准确，以至于印刷品这一大类实物证据无法应用于研究。这可能被称为研究视野中的一个盲点。它的存在导致旧问题得不到解决，新问题时有出现，这也是印刷史研究方法有待改进的突出表现。
事实上，由于活字版工艺复杂，其版面呈现出比雕版更丰富的工艺特点。对版面标志的准确观察和分析，可以提供符合技术逻辑的客观证据，可以为解决印刷史研究中的各种疑难问题重新审视。
在材料方面，由于金属和泥土都是塑料材质，很难进行高质量的雕刻，古人多采用模具铸造金属活字和塑料泥活字。基本方法是一模铸造成型大量活字，同一版本同一字字体高度相同。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书中一致的文字来区分同一个模具制作的金属活字和泥活字。
还有一些金属活字，是用一整套木制活字作为模具铸造的。同一个字即使用多个模子铸出来，字体也不一致，类似于一字一字雕刻的木活字。但金属活字铸造时，会出现气孔、铜流等缺陷，刷纸时会在纸上留下相应的墨痕，而木活字印刷则没有这种痕迹，可以将木活字和金属活字铸造整体区分开来。
还有金属活字，用的是铅、锡等易雕刻的软金属材料，所以也可以用刀凿雕刻。由于金属和木材的物理性质不同，雕刻时的雕刻方法也不同，最后雕刻出来的活字笔画形状也不同。根据各自的墨迹，可以区分雕刻的金属活字和木头活字。
印版是通过制版过程逐渐形成的，立体、层次分明，而印刷品是平面的，纸张上的印痕是一次形成的。但这个简单的平面图也能反映出印刷版的复杂形式和层次。
雕版可以长期保存，持续修复，有时间等级。雕版每挖一次，修复一次，都会留下与原作不同的印记。根据纸上相应的印痕，通过分析印痕，可以研究版画的变化、流传和使用。
活字印刷后立即拆解，难以及时分辨。但是，它由各种不同高度的零件组成，具有空级别。通过观察分析活字版的墨迹，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个层面的印版信息:一是版面，即印版的最外层平面，也是用于印刷的表面，可以用来研究活字版的主要问题，如字体、版面、材料、书写方法等。二是字底，即除去笔画外残料后的活字底面，其印痕可用于研究活字的横断面形状和规格；是第三版的底部，也就是活字组装成版后，版内没有空空格。通过它的标记，我们可以研究信头、顶木等部分是否被用来还原排版固定过程。后两个级别不一定被观察到，只有当打印中存在瑕疵并且纸张无意中被布局下方的墨水污染时才会出现。
总之，研究中国印刷史，在没有古代印刷工具的情况下，应从印刷品和文献记载两个方面入手。首先要仔细观察印刷品的版面，记录各种墨痕，分析这些墨痕的技术原因，确定不同印刷技术的版面特征，推回印刷工具和工艺。第二，我们应该通过比较版面特征和文献记录来检查记录的准确性。如果两者不一致，首先要用版面证据来说明问题。第三，对于与实物技术特征不符或无法与实物对比的文献记载，需要进行语言学考证，以确定词语的真实含义。
王国维在历史研究中倡导的“双证据法”早已深入人心。在古代器物研究中，有学者主张“三重证据法”，即从文献记载、目视观察和科学探测三个方面寻找证据。印刷史研究的真实对象本质上也是一件古代神器，故应采用上述“三重证据法”。印刷也是一门与社会、文化和商业紧密结合的技术。古人记录印刷品更多的是强调使用日常用语而不是专业术语，因此有必要识别和验证其确切含义。因此，研究印刷史的方法除了文献引用、版面识别和科学检测外，还应包括通过语言学进行词义考证。这样，通过各种方法获得的多重证据就可以搭建起经验证据的桥梁，引导我们跨越语言陷阱和视野盲区，走近和还原历史真相。
本书收录30余篇，是作者尝试运用上述方法研究中国印刷史、追求真理的结果。内容涵盖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现代印刷出版文化等。，涉及印刷术史上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疑难问题，如印刷纸与印刷术的关系、雕版印刷术的起源年份、金属活字的材质和制造排版技术，以及一些特殊材质的印版如“磁版”、“泥活字版”等，这些问题有的过去在学术界讨论得很热烈，有的已经“定论”，有的还没有被发现或重视。本书基于证据对它们进行了新的研究，得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结论，这也是本书被命名为《中国印刷史新论》的原因。当然，书中对各种问题的讨论和结论能否成立，“新理论”是否名副其实，还需要读者的批评和检验。
(本文为《中国印刷史新论》序言)
编辑:郑世良
校对:张
